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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震东少将
(友情提醒:选择会计服务,一定要认准有实力、信誉好的企业!)以下正文 -> 张震东少将 一,将军简介 张震东(1907-1984)原名张福前、张福全。安徽六安人,1927年参加农民暴动。1928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时期,曾任黄安独立团班长,黄安独立师连长。1932年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营长。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奉命留在原地坚持斗争。任重新成立的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副团长。1933年任红二十八军第八十二师副师长。曾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第二二五团团长。1934年11月随军长征到达陕北。1936年任陕北补充师师长,同年12月入红军大学第二期学习。参加了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鄂豫皖地区反围剿斗争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副参谋长、抗日挺进支队参谋长、司令员,江南指挥部苏皖支队参谋长,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参谋长,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参谋长,第一师兼苏中军区参谋处处长,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参加了郭村保卫战和黄桥决战。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苏中野战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师师长,苏北军区第九军分区司令员。1949年2月任苏北军区司令员。率部参加了宣家堡、李堡、丁堰、如皋公路伏击战、鲁南、枣庄、莱芜、淮海、渡江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苏北军区司令员、安徽省军区第二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4年4月15日因病在南京逝世,终年77岁。 二,战斗岁月 农民运动中的先锋 张震东将军,原名张福前,1907年出生在六安县(今六安市裕安区)独山镇横大路乡一个赤贫家庭,幼年随母亲讨饭,童年给地主放牛,终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涯。 张震东家乡独山镇是中共六安县党组织发导农民运动的中心区域。1926年张震东即参加农民协会,并任村农协会主席,积极发导农协会员开展向地主豪绅实行减租减息斗争。 1926年秋,北伐军经过六安,为了支持农民协会向反动势力作斗争,打击敢于对抗农民协会活动的地方反动武装,帮助农民协会成立农民自卫军,张震东被推举担任大路乡自卫军分队长,全分队60人,有8支火枪。 1928年秋,中共六安中心县委为了组织农民武装暴动,派张震东到湖北黄麻起义的黄安县学习,张在黄安参加了红军,次年夏回到家乡。这时独山地区农民运动由减租减息发展到抗租抗捐、抗税、抗 丁、抗债(简称“五抗”)。同年冬、六安、霍山地区农民武装起义(史称“六霍起义”)获得全胜,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师,张震东率发的农民赤卫军一部被编为一O一团,张震东任中队长。也就在这年10月,张震东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红军长征中的勇士 在第二次反“围剿”的双桥镇战役中,任红军三十四团排长的张震东率全排战士强护镇河。追击敌逃兵,缴步枪10支,轻机枪1挺,受到军师部通报嘉奖。 在第三次反“围剿”战役中,时任三十四团连长的张震东负责小陈庄一线,率全边迅速攻下小陈庄,俘敌100多人,缴枪60多支。上午8时,战役全面胜利,敌人3万多人,一部分被歼,大部分被俘,创下了中国红军史上的空前大胜利。 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离开了大别山,时任红二十五军营长的张震东奉命留在苏区坚持斗争。 在攻打杨泗寨的战斗中,张震东率全营,与敌激战一昼夜,终将敌击溃,歼敌1个营和1个机枪连,受到徐海东军长的表场,并被提升为二二四团副团长。 1933年,中共皖西道委为了建立地方武装,在红二十五军的帮助下,成立了红八十二师,张震东被任命为副师长。在长岭关战役中,以声东击西战术,以1个连攻打关西敌据点,引诱守关敌人1个营下山增援,张震东率1个团迅速从东侧攀绝壁登山,直捣敌团部,歼敌400多人,缴长短枪300多支、机枪2挺、子弹万余发。 在袁家沟口、荆紫关战斗中,张震东均立有战功,特别是在袁家沟口歼灭敌警备旅的战斗中,张震东率发的第三营生俘敌600我人,缴获各种枪支400多支,子弹万余发。 抗日战争中的骁将 1937年8月,张震东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调往江西,任新四军江西抗日支队副支队长。1938年1月调任新四军一支队二团副参谋长,并随陈毅由皖南远征苏南丹阳抗日前线。 拂晓,张震东率队冲入敌营,激战两小时,日军40余人被俘,余部大部被歼。此战,为新四军出征苏南打开了局面,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创造了抗战以来歼敌1个大队的战绩。 1938年5月,张震东受命到管文蔚所发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支队任参谋长。次年4月,该部改编为新四军抗日纵队,下辖4个支队,张震东任纵队参谋长兼任一队司令员。 1939年9月,张震东奉命率部渡江北上苏北,并入陶勇发导的新四军苏皖支队,任支队参谋长。 指挥部第三纵队 1940年7月,苏皖支队改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陶勇任司令员兼政委,张震东任参谋长,奉命率部东进抗日。9月,韩德勤兵分2路向黄桥进犯。三纵队主动攻打苏北重镇姜堰。激战中,张震东率部冲入顽军指挥部,全歼保安第九旅2000余人。10月,韩德勤部向黄桥发起猛烈进攻。面对数倍于已的敌人,张震东和陶勇司令员率部和顽军展开殊死搏斗,激战一昼夜,打退顽军多次进攻。经全纵队的奋力抗击,打退了顽军,取得了保卫黄桥战斗的胜利,歼灭顽军6000余人。 1941年6月,第三纵队改为新四军第二师第三旅。6月,三旅兼管苏中第四军分区,陶勇任旅长兼司令员,张震东任参谋长。 1943年4月,日军调集第六十一师团,计1.5万多人分多路对苏中第四军分区进行全面“清乡”;运来500余万根木材,在南通抗日根据地边缘,筑起300余里的封锁篱笆,企图把苏中第四军分区抗日武装聚歼于“清乡”圈内。陶勇、张震东采取内线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战法,指挥分区部分进行反“清乡”斗争,经历大小战斗42次,拔除伪军据点7处,拆毁封锁篱笆百余处,歼灭日军2400余人,争取伪军反正1700余人,赢得了反“清乡”斗争的胜利。 1944年3月,张震东任苏中四分区司令员。他根据新四军一师指示,组织七团采取“远程奔袭、多路猛插、先歼伪军、再歼日寇”的战法,袭击车桥镇,歼日伪军100多人。6月26日,张震东又组织特务团攻克日伪重要据点南坎镇,全歼日寇1个小队和伪军1个连。此战受到新四军第一师首长通令嘉奖。 解放战争中的优秀指挥员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张震东任华中野战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在著名的“七战七捷”中,第一旅于7月13日参加宣家堡战斗,协同第六师第三旅,全歼守敌3000余人。7月18日,参加保卫如皋战斗,歼敌第二十六旅2300余人。8月3日,参加李堡战斗,协同兄弟部队,歼灭国民党军2500余人。 在李堡战斗中,张震东创造性地开展了火线立功运动,激发干部、战士杀敌立功。后来这一运动被华东军区列为政治工作三把钥匙之一,在全军广泛推广。8月22日,张震东率一旅参加丁堰战斗,协同兄弟部队,歼灭国民党军交警部队大部。8月26日,参加如皋公路伏击战,协同第六师歼灭国民党军第九十九旅,俘少将旅长刘国光以下1490人。12月,张震东所部奉命北上山东。部队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不顾连续作战的疲劳,克服供给不足困难,兼程北上参加鲁南战役,与敌第一快速纵队相遇。敌第一快速纵队曾在印度开办的“中国训练队”受训过,装备有美式中型坦克50余辆,由蒋纬国亲自指挥,自称是所向无敌的机械化精锐部队。张震东召开“诸葛亮军事会”,寻求破敌坦克的办法,采取沟堵、火烧等战法,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全歼快速纵队3万余人,仅第一旅即俘敌2700余人,缴获坦克7辆以及大批汽车、山炮、野炮装备。部队在这次战斗中,取得了对敌坦克作战的经验。 枣庄战役 1947年元月,张震东奉命参加了枣庄战役,他率部攻入守敌指挥部,逼敌中将师长周毓英所属部队缴械,俘敌3700余人。枣庄战役后,第一旅改为华东野战军第十师,张震东任师长。1947年2月10日,张震东参加莱芜战役,协同兄弟部队激战3昼夜,全歼李佩洲集团7个师,仅十师就俘敌1.3万余人。 1948年7月,学习结束后,张震东谢绝了苏中军区参谋长的安排,到该军区第九分区任司令员。不久,为配合淮海战役,军区6个地方团队组成长江纵队,张震东任纵队司令员。他率发长江纵队,首战攻克姜家堰,全歼守敌1200余人,有力地策应了淮南战役。 接着,张震东采取了“围城打援”的战术,二战黄(桥)泰(兴)路,于黄泰公路打伏击,歼灭增援黄桥之敌二三O师师部及2个团3000余人,其中生俘敌少将副师长苏桂卿以下2900余人,并缴获山炮2门及许多轻武器。 这次战斗,苏中军区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空前的胜利。不久,苏北军区成立,张震东调任苏北军区司令员。此后张震东率部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直到全国解放。 遭诬陷迫害 1952年,在“三反”运动中,张震东遭诬陷迫害。1954年,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仍兢兢业业为党工作。 1955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张震东积极参加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他襟怀坦白、顾全大局,无论是在困难和挫折面前,还是在个人受到委屈的时候,从不动摇革命信念,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坚强的党性。 正兵团级待遇 1980年,张震东恢复正军职待遇:1981年,组织上对其在“三反”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予以平反;1983年,经中央军委批准,张震东享受正兵团级待遇。 1984年4月15日,张震东因病在南京逝世。 三,将军生平 张震东(1907~1984),原名张福全。六安县独山镇人。家庭贫寒,童年 年秋,北伐军经过六安,为了支持农民协会向反动势力作斗争,打击敢于对抗农民协会活动的地方反动武装,帮助农民协会成立农民自卫军,张震东被推举担任大路乡自卫军分队长,全分队60人,有8支火枪。 1928年秋,中共六安中心县委为了组织 武装暴动,派张震东到 黄麻起义的黄安县学习,张在黄安参加了红军,次年夏回到家乡。这时独山地区农民运动由减租减息发展到抗租抗捐、抗税、抗 丁、抗债(简称“五抗”)。同年冬、六安、霍山地区农民武装起义(史称“六霍起义”)获得全胜,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师,张震东率发的农民赤卫军一部被编为一O一团,张震东任中队长。也就在这年10月,张震东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因其作战勇敢,陆续提升为班长、排长、连长、营长。民国19 年秋,红军第二十八军为打通与外界联系,决定将攻打大马店的战斗任务交给张震东营。大马店驻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1 个团,他不畏强敌,在战前动员会上说:“我是营长,你们要是看见我怕死,不敢冲,就枪毙我,谁见谁枪毙。同样,我要是看见谁装孬种,我就枪毙谁。”入夜,他拎着一把大刀,率队摸入敌阵,杀得国民党军措手不及,一举攻下大马店。战后提升为红军第二 一团团长。民国22 年7 月,升任红军第八十二师副师长。民国23 年4 月,红军第二十八军与第二十五军合编为第二十五军,改任第二二五团团长。 民国23 年10 月,张震东率部参加长征,部队行至许昌、南阳间的独树镇,为国民党军所阻。独树镇是豫中平原的大镇,国民党军纠集4 个师兵力,布下5 道防线,企图在此堵歼红军第二十五军。根据军部决定,张震东团担任开路的主攻任务。他按照军首长布置,连破4 道防线,在向最后一道防线冲剌时,他手提大刀,率队猛扑上去,杀得国民党军四处逃窜,为全军杀开了一条血路。战斗将取得胜利时,他的腿部被炮弹炸伤。民国24 年春,红军第二十五军刚到陕南建立革命根据地不久,国民党军第六十七军和3个警备旅逼来,妄图将红军第二十五军覆灭在立足未稳之中。张震东根据军部指示,率部配合手枪团攻下紫荆关。接着,以“牵牛鼻子,杀回马枪”战法,覆灭了警备第一旅。而后,又采取“诱敌深入”战法,在袁家沟全歼警备第二旅,狠刹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9 月,红军第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张震东调任陕北红军补充师师长,后调往延安红军大学学习。 民国26 年冬,张震东从延安红军大学毕业后,和200 多名红军干部调往江西,在陈毅发导下,参加新四军创建工作。新四军成立后,任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副参谋长。民国27 年5 月,他与王必成率第二团随陈毅由皖南北上丹阳抗日,但大茅山住着1 个日军大队,挡住去路。在陈毅的指挥下,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突袭手段,将日军住的土围子团团包围,“瓮中捉鳖”。拂晓,张震东率队冲入敌营,抡起大刀,连砍几个日军。激战2 小时,将1 个装备精良的日军大队全部歼灭,生擒40 余人。民国28 年4 月,调任新四军抗日纵队第一支队司令员。在丹阳皮城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一天拂晓,日军集中300 余人从镇江扑来。他立即指挥部队对日军形成三面包抄之势,予以迎击。日军因三面受击,慌了手脚。他手提大刀,带头跃出战壕,杀向敌群,全支队将士像猛虎下山,冲入敌阵。日军丢盔弃甲,仓皇退逃,仅丢下来的尸体就有20 余具。后又在前巷击退了日军报复性的进攻,在石桥击退了日军的偷袭。9 月,他率第一支队渡过长江,进入苏北,并入陶勇发导的新四军苏皖支队,任苏皖支队参谋长。 民国29 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诱降下,国民党军顽固派(简称顽军)的反共活动日益加剧。5 月,叶飞发导的新四军挺进纵队西援半塔返回江都防区时,民国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制造磨擦,煽动李明扬、李长江等,纠集13 个团兵力,向挺进纵队驻地郭村发起进攻,企图将其围歼。张震东与陶勇根据陈毅指示,率苏皖支队驰援,与叶飞挺进纵队密切协同,多次击退顽军的进攻,激战4 昼夜,终于将李明扬、李长江部击败。仅苏皖支队就歼灭顽军3 个团兵力,生擒顽军第四纵队司令陈中柱。民国29 年7 月,苏皖支队改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第三纵队,陶勇继任司令员兼政委,张震东继任参谋长,奉命率所部东进抗日。刚过泰州,韩德勤即遣税警团、保安第四旅,从南北两面追杀而来,形成夹击之势。他协助陶勇,采取“先对付弱的,再打强的”战法,全歼保安第四旅2 个团、税警团1 个营,并乘胜攻克黄桥。韩德勤虽屡遭挫折,但不甘心失败。9 月,又兵分2 路向黄桥进犯。根据苏北指挥部主动回击的指示,他协助陶勇,配合第二纵队,主动攻打苏北重镇姜堰。激战中,张震东率队冲入顽军指挥部,全歼保安第九旅2000 余人,少将旅长张少华化装逃走。10 月,正当苏北有名绅士和实力派呼吁韩德勤要把枪口对准日军,再与新四军打下去“没有好果子吃”时,蒋介石又严令韩德勤不停止地向苏北新四军进攻,并督促李品仙、顾祝同在皖南、皖北积极策应。韩德勤横下一条心,调集10 万大军,兵分3 路,再次向黄桥发起进攻,企图把苏北新四军“赶到长江喝水”。保卫黄桥战斗中,陈毅把坚守黄桥的战斗任务交给第三纵队。张震东协助陶勇将防御力量布置妥当后,自率第八团担任正面防御任务。10 月4 日,韩德勤麾部向黄桥发起猛烈进攻。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张震东毫不畏惧,挥着大刀,率部和顽军展开殊死搏斗,激战7 昼夜,打退顽军多次进攻。在全纵队的奋力抵抗下,取得了保卫黄桥战斗的胜利,歼灭顽军6000 余人。 民国29 年11 月,新四军第三纵队从海安东进如皋,进驻掘港,把抗日烽火烧到上海对岸。民国30 年6 月,第三纵队改为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兼苏中第四军分区,陶勇继任旅长兼司令员,张震东继任参谋长。民国32 年4 月,日军调集第六十一师团计6000 余人,伪军第三十二、第三十四师和第二十二师2 个团计1.5 万人,兵分多路,对苏中第四军分区进行全面“清乡”。并运来500 余万根木材,在南通抗日民主根据地边缘,筑起300 余里的封锁篱笆,企图把苏中第四军分区抗日武装聚歼在“清乡”圈内,以消除肘腋之患。张震东与陶勇采取内线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战法,指挥全区部队进行反“清乡”重要战斗42 次,拔除日伪军据点7 处,拆毁封锁篱笆百余处,歼灭日伪军2400 余人,争取伪军反正1700 余人。经过9 个月苦战。取得了反“清乡”的胜利。 民国35 年5 月,为粉碎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华中野战军进行整编,张震东调任华中野战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在著名的“七战七捷”中,第一旅作为师的主力,参加了5 次战斗。7 月13 日,参加宣家堡战斗,协同第六师第三旅,全歼守敌3000 余人。7 月18 日,参加保卫如皋战斗,全歼敌军第二十六旅2300 余人。8 月3 日,参加李堡战斗,协同兄弟部队,歼国民党军2500 余人。在李堡战斗中,创造性地开展了“火线立功”运动。后来这一运动被华东军区列为政治工作三把钥匙之一,在全军广泛推广。8 月22 日,参加丁堰战斗,协同兄弟部队,歼灭国民党军交警总队大部。8 月26 日,参加如黄公路伏击战,协同第六师歼灭国民党军第九十九旅,俘少将旅长刘国光以下1490 人。 民国35 年12 月,张震东所部奉命北上山东,参加鲁南战役。他召开“诸葛亮军事会”,发动将士献计献策,与蒋纬国亲自指挥的第一快速纵队进行血战。配合兄弟部队,全歼快速纵队3 万余人,仅其第一旅即俘敌2700 余人。民国26 年1 月,奉命参加枣庄战斗,他率部攻入国民党军指挥部,逼中将师长周毓英下令所属仍在顽抗的部队缴械,俘敌3700 余人。枣庄战斗后,第一旅改为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师,张震东继任师长。民国36 年2 月10 日,参加莱芜战役,编入东突击团。他协同兄弟部队激战3 昼夜,全歼李仙洲集团7 个师,仅其所部俘敌1300 余人。民国37 年9 月,调至苏中军区工作,至第九军分区任司令员。不久,苏中军区决定,将6 个地方团组成长江纵队,任命张震东为司令员。为配合淮海战役,他率部首先歼灭姜家堰国民党军1200 余人。后又在黄泰公路上,歼灭国民党军第二三 师,共3000 余人。民国38 年春,调任苏北军区司令员,参加渡江战役。 全国解放后,在1952 年的“三反”运动中,张震东遭诬告陷害。1954 年,调任安徽军区副司令员,他仍兢兢业业为党工作。1955 年,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0 年,恢复正军职待遇。1981 年,对其在“三反”运动中蒙爱不白之冤予以平反。1978 年5 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 年,经中央军委批准,享受正兵团级待遇。1984 年因病在南京逝世。 四,新四军挺进纵队 1937年10月,中共党员管文蔚在家乡丹阳县组织倪山自卫团,随后又帮助周围各乡组织自卫团,建立了丹阳抗日自卫总团,辖丹阳、镇江、武进、扬中4县80多个乡的自卫武装,共3000多人。1938年7月,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约见管文蔚,又派第1支队政治部主任刘炎前去视察,授予丹阳游击纵队的番号,管文蔚任司令员,韦永义任政治处主任。9月,改番号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对外称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司令员管文蔚,参谋长张震东,政治部主任郭猛(后龙树林)。所属部队编为4个支队:第1支队司令员张震东(兼),第2支队司令员方钧,第3支队司令员韦永义,第4支队司令员梅嘉生。新四军军部和第1支队先后派张震东、郭猛、魏天禄、贺敏学、龙树林、陈时夫、吉洛(姬嘲飞)等到挺进纵队工作。部队经过整训,军政素质大为提高,成为开辟丹北地区的主力。 1939年10月,江抗主力西撤扬中,与挺进纵队合编,执行发展江北的任务。合编后的挺进纵队,司令员管文蔚,副司令员叶飞(化名聂扬),参谋长张开荆,政治部主任陈时夫,副主任陈同生。辖4个团,共3600余人。第1团由江抗第2路改称,团长乔信明,政治委员刘先胜。第2团由江抗第3路改称,团长徐绪奎,政治委员何克希。第3团由挺进纵队第1、第4支队合编,团长梅嘉生。第4团由挺进纵队第2、第3支队合编,团长韦永义(后邱玉权)。合编后,第2团留在江南丹北、茅山一带坚持抗日斗争,其余部队北渡长江,开展泰州、扬州地区的抗日斗争。12月,张藩任挺进纵队参谋长。1940年2月,吉洛(姬鹏屯)任政治部主任,同月,第3团两个营由梅嘉生、张震东率发,西进天长、六合、仪征地区,与苏皖支队合编。 6月,在苏皖支队的支援下,取得郭村保卫战的胜利,为东进黄桥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1940年7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北渡长江,改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挺进纵队改编为苏北指挥部第1纵队,司令员叶飞。 五,黄桥战役中的三道“数学题” 陈赋斌 在1940年的黄桥战役这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中,作为前线总指挥,粟裕是怎样带发新四军赢得胜利的呢?“打仗就是数学”——一向善于险中求胜的他用这句话诠释了黄桥战役的胜利秘诀。在这场战役中,粟裕一连做好了三道“数学题”。 战前:7000余人>余人 1940年7月,陈毅、粟裕率部进军苏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并于8月进驻黄桥(今江苏泰兴东)。国民党顽固派担忧新四军壮大,妄图趁陈粟部立足未稳之际予以覆灭,命在苏北的“反共专家”韩德勤(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司令)接续制造与新四军的摩擦,并于9月进逼黄桥。韩德勤将所属精锐倾巢出动,并在动员令中叫嚣“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去喝水!” 9月30日,韩顽军向黄桥出击,行动甚为隐秘。新四军未实时发现,第二天才获知韩顽进攻的消息。黄桥的防御工事十分简陋,加紧布置势必造成部队极度疲劳。更严重的是,新四军兵力不到对方的1/4,处于绝对劣势。但黄桥之战关系到新四军能否在苏北立足,被逼到墙角,只能打不能退。陈毅坐镇黄桥西北5公里的严徐庄统揽全局,粟裕在黄桥前线负责战场指挥。此战成败难料,连陈毅也没有取胜的把握。据粟裕回忆:陈毅同志有一挑珍贵的书籍文稿,从皖南挑到茅山,又从江南挑到苏北,从来不肯丢开,可这时也从铁皮箱里拿出来埋入地下,显然是做了“破釜沉舟”的打算。 表面上看,韩顽余人,新四军7000余人,兵力悬殊。不过,粟裕看到了常人看不到的另一面,做起了第一道数学题,得出了7000余人>余人的结论:韩顽尽管有余人之多,但兵分三路进攻,兵力分散,直接投入进攻黄桥的实际只有中路韩顽第89军和独立六旅余人。这样一来,新四军的压力在无形中就减轻了一半。粟裕还看到,韩顽师出无名,冒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之大不韪,其官兵情绪低落;新四军则是正当防卫,事关生存,群情激昂,战斗精神倍增,再加上群众支持,对韩顽可运用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战法。如此,韩顽兵力优势又被抵消一半,我军胜算就大了。下定决心后,粟裕立即进行了精心布置。 10月4日凌晨4时,韩顽第89军33师(共4个团)在黄桥东门发起猛烈进攻。该顽军初战即投入3个团,且来势凶猛,不但突破了新四军前哨部队的防御,其一部还攻入了东门,几乎就要拿下黄桥。千钧一发之际,第三纵队司令员陶勇和参谋长张震东把上衣一脱,挥动马刀,带发部队硬是将韩顽赶出东门,然后架起机关枪,死死顶住,使其难越雷池一步。 战中:3000余人×1.5米≈四五公里 黄桥激战时,韩顽后续梯队也向黄桥推进,企图增援第33师。4日16时,粟裕登上黄桥镇北门的土城观望,发现韩顽第6旅成一路纵队正向黄桥开来。他迅速做起了第二道数学题:“如果两人之间的距离为1.5米,全部3000余人的队形将是长达四五公里的一路长蛇阵。从黄桥到高桥约7.5公里,其先头部队抵达黄桥以北2.5公里时,后尾必然已过高桥,也就是说敌人已经全部进入了新四军的设伏地区。” 粟裕见“肉馅”已全部包进“饺子皮”,遂令叶飞立即发动进攻,速歼韩顽第6旅。叶飞遵照粟裕指示,采取“黄鼠狼吃蛇”的战法,将该顽军截成数段,歼其大部,迫使其旅长翁达绝望自杀,打开了局面,扭转了黄桥战役的不利态势。 同日24时,王必成率第二纵队进占分界,断绝了韩顽第33师退路,并与陶勇的第三纵队前后夹攻,迅速全歼该师,还活捉了其师长孙启人。接着,王必成部与陶勇部兵锋北指,与叶飞部合力围攻韩顽第89军军部。韩顽见势不妙,渡河逃窜,连军长李守维也在混乱中落水淹死。 至6日晨,进攻黄桥的主力韩顽第89军军部被彻底歼灭。为痛打落水狗,粟裕下令乘胜追击,进占海安和东台等地。 战后:5天100公里<1天90公里 黄桥一役,新四军以不到1000人的代价,歼韩顽1.1万余人,其第89军中将军长李守维、独立第6旅中将旅长翁达和团长数人毙命,第33师师长孙启人、第99旅旅长苗瑞林、第117师参谋长等师、旅、团级军官10余名及下级军官600名被俘。国民党军遭到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失败,蒋介石哀叹:“诚吾人之奇耻大辱。” 黄桥决战胜利后,陈毅满心喜悦地赋诗一首:“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粟裕没有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而是清醒地看到了部队在这次战役中暴露的不足。10月10日,他在战役总结大会上做起了第三道数学题:“过去一天一夜走90公里还打仗,而我们从黄桥到东台近100公里路追了5天……”也就是说,新四军克服疲劳、连续作战的能力没能充分发挥出来。 战前,沉着冷静,在不利条件下看到有益因素;战中,精确计算,正确指挥部队运动歼敌;战后,保持清醒,在光辉胜利中细察缺点不足。这就是常胜将军粟裕的非凡之处。 六,掘港保卫战 1940年12月26日傍晚,国民党游击第六纵队司令徐承德纠部向驻掘港新四军留守部队发起进攻,其时,陶勇司令奉调率三纵七团西进海安、兴化配合曹甸战役。掘港只留下三纵两个团,由纵队参谋长张震东留守指挥。瞭望战士从丁家棚范堤北侧高墩上的烧香炉即可看到敌人在掘港外侧移动,而我军亦按预定布置纷纷进入阵地。 27日凌晨,顽敌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以坟包为依托,以密集的火力从正面向我丁家棚一带猛攻。两阵既合,双方火力俱猛,战况殊烈,浓烟蔽日,大地震颤。我战士临危不惧,越战越勇,每当顽敌冲锋逼近堤岸时,即以密集火力配以手榴弹,将攻敌炸得血肉横飞。两次进攻被打退后,敌人停止了冲锋,按兵不动,战场一片死寂。 27日中午,陈毅、粟裕致电张震东,命令“一定要坚守掘港”,“要用黄桥决战的经验,坚守黄桥的决心,要靠黄桥的军民鱼水情,在保卫掘港的战斗中再现胜利”。 掘港镇各界人民在中共南通中心县委和掘港中心区委发导下,纷纷组织起来,支援和配合战斗。各抗日组织成员和老百姓冒着枪林弹雨,将茶水、食品送上堤岸,将武器弹药运到前沿阵地,还送医送药,组织担架队运送伤员。掘港保卫战坚持了三天三夜,敌人轮番进攻,死伤枕籍而未得寸土。 掘港保卫战是新四军进驻通、如、海、启后的第一仗,也是扬我军威的一仗。此役不仅是军事上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胜利,也是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胜利。 七,新四军一师政委刘炎 在山东省临沂市华东烈士陵园内,有一座高8.8米,呈巨轮形全石结构的陵墓,墓碑上镌刻着陈毅的题词:"献身革命勋劳永存,服务人民无限忠诚"。这里面安葬的就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润物细无声的原新四军第一师政委、军政党委第一书记,苏中军区政委、苏中区党委书记刘炎烈士。 (四)、战斗在湘赣边及中央苏区 桃源县人民对刘炎烈士更是十分怀念,为此把他诞生的村庄孔水坡下庙湾,改名为刘炎村。 八,黄桥战役 黄桥战役,典型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之一。是1940年新四军向苏北敌后发展中,于江苏泰兴县城以东黄桥地区,在陈毅运作和粟裕具体布置下10月3日至6日粉碎苏北国军韩德勤部进攻的一次战役决战。黄桥战役新四军的胜利,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奠定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坚实基础,打击了苏北国军,争取了中间势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战役简介 黄桥战役,又称黄桥大捷,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史上的著名战役。1940年,陈毅发导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以七千人(真正的战斗人员仅五千人)的兵力,战胜了国民党韩德勤部三万人(实际参战仅韩德勤本部之89军1.5万),歼灭其一万一千余人,取得了黄桥决战的胜利。黄桥大捷后,苏北新四军与从山东南下的八路军黄克诚部会师于盐城,从而迎来了苏北抗战的新局面。[1] 黄桥决战的胜利奠定了苏北抗战大局,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党中央提出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次战斗以军政并用、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特点驰名中外。[2] 战役背景 苏北抗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江苏省政府在省主席陈果夫的发导下,积极进行壮丁训练和国防工事的修筑。1937年11月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接任江苏省政府主席,以韩德勤为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1938年初韩德勤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实际代理总司令)兼八十九军军长,并于当年5月兼任江苏省代理省主席,在苏北建立国军敌后根据地,进行对日游击战。 1938年初徐州会战爆发,韩德勤在苏北担负会战地域南线的战斗任务。5月上旬,日军佐藤支队从盐城北犯,韩德勤率部迎战。但因韩德勤部多为保安团改编战力较低,而且韩德勤兵力分散(因防守东海和增援台儿庄,其所辖之57军仅一个旅参战),正面阻敌失利。蒋介石通电斥责韩德勤,电文曰:“查阜宁之敌不满三千,长驱千里如入无人之境,目下竟有窥东海遮断陇海路之趋势。该副总司令所部兵力优敌五倍,而丧师失地,影响主力军侧背之安全,将何以自解?”日军攻占阜宁后,因在沿途等地留守兵力较少,国军韩德勤部保安旅等部队对天生港、南通、如皋、东台等地的留守日军进行反攻,并挖毁公路、破坏桥梁,致使日军通向后方的200公里运输线断绝,日军被迫组织武装船队转而走水路运输。由于后方交通线遭到破坏、各据点被连连攻击,日军华中派遣军被迫命令阜宁日军停止前进,以一部向海州(连云港)挺进。日军101师团之101旅团在驻守阜宁时代“扫荡附近之敌”,遭韩德勤第24集团军之111师、117师有力反击,产生很大伤亡。导致日军恼羞成怒,将附近数华里内的村镇全部烧毁,枪杀大批村民。[3]徐州失陷后,蒋介石要求韩德勤“仍指挥缪征流军,务尽守土之责”,到万不得已时,可在苏北实行分区游击。因此白崇禧在回忆录中曾称:“五战区于徐州会战时,韩德勤为江苏省主席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保有苏北、皖东以至运河以及通海公路(南通—海州)之北端,且迭次向津浦路南端游击,减轻我第五战区之特别威胁,于台儿庄之胜利有间接之贡献。” 武汉会战时代,苏北地区的韩德勤积极策应,率所部积极破坏津浦铁路南段,1938年7月反攻克复东台、盐城、阜宁等地,8月底反攻徐州一度攻入徐州西关,先后获蒋介石嘉奖:“该军忠勇歼敌,迭奏肤功(大功),至深嘉慰,尚希再接再厉,扰敌后方,以利全局。”“该军忠勇抗战,殊堪嘉赏,仍望继续努力,奋勇杀贼,牵制敌之后方,使对武汉会战有益,厥功至伟。”(电文见《第廿四集团军副总司令韩德勤在武汉会战中的电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1939年1月,国民政府军委会划定“长江以北,津浦铁路以东,老黄河以南为鲁苏游击战区”,以于学忠为战区总司令,韩德勤、沈鸿烈为副总司令。因鲁南和苏北不便统一指挥,军委会于苏北成立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驻兴化),由韩德勤专门负责鲁苏战区南部的苏北部分。之后第24集团军番号撤销,由副总司令部直接统辖所属部队。1939年10月,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辞去江苏省主席的兼职,韩德勤正式担任江苏省主席并兼省保安司令。 自鲁苏战区成立以来,苏北连年游击作战接续。据统计,在1939年初至1943年春撤离鲁苏的五个年头里,鲁苏战区大规模游击作战达20次,小规模游击战斗达5000次以上,获有确切战果者达2900余次。其中约三分之一的战斗发生在苏北。比较重要的例如:1939年2、3月份日军发动卜号作战,出动第21师团一部、第5师团一部、第114师团一部,并在华中派遣军一部和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配合下,在20日内占发了淮阴、涟水、阜宁、海州等城镇,并不时发起对韩军的扫荡。经日军打击,苏北国军丢失苏北北部,韩德勤率江苏省政府迁至兴化,此后苏北国军仍控制运河中段区域,开展游击战袭扰日军。1939年10月,日本第15、第21师团,分三路进攻韩德勤的根据地高邮湖一带,第89军第117师、副总部独立团(独立第6旅前身之一)和税警总队、江苏保安第三、第八旅等部,与日军激战20余天,高邮、宝应失而复得,并攻克盐城,取得反扫荡的胜利。同年11底至1940年初,在冬季攻势时代,韩部向淮阴、宝应、六合等地展开主动进攻,作战十余次,歼敌数千。1940年又两次粉碎日军的“扫荡”。[5] 新四军发展 新四军的建立: 1937年10月,经中共中央的努力,国共两党代表团多次谈判,终于杀青协议。12月国民党政府军政委员会宣布南方八省13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南昌。2月上句,军部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岩寺集结整编,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竹沟镇集结改编。全军编为四个支队共1万余人。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各支队自1938年2月开始向皖南皖中集中。3,4月间,第一、二、三支队分别到达皖南岩寺。第四支队于皖西霍山县流波墥会合后,进到皖中舒城地区。4月4日,军部由南昌进至岩寺。随后,各支队进行整编训练,随时预备开赴华中敌后抗日。 新四军成立之初,其江南部队归顾祝同第二战区节制,江北部队归李宗仁第五战区节制。抗战初期双方配合默契,关系融洽。在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国史馆”中,均保存大量国民党表彰新四军“精忠报国”、“英勇杀敌”、“不胜钦佩”之类的嘉勉电文。诚如陈毅所言:“上峰前后嘉奖电文数十余通,即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亦俯首帖耳,日一拜下风,屡电驰贺者再,此固事实之昭然,非可以浮词粉饰者也。” 但虽然国共两党因为日本侵华而实现了妥协,双方却都对对方高度戒备与防范。 如1937年八路军129师政委张浩在延安演说时说:“提出与反革命合作,真是难过万分,尤其是对于反革命头子蒋介石,更是誓不两立的”,但“共产党是国际的党,他的战略与策略及一举一动,是不能脱离国际的……目前全世界的敌人是法西斯蒂,中国打日本,不独是打中国的敌人,亦是打世界的敌人。……(合作后)以无孔不入的手段来组织群众影响群众及争取群众,以扩大强壮有产阶级革命的军队和后备军,以待必要时,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以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实现。……(合作后)物质得到了,经济得到了,弹药得到了,精神上得到了,兵员增多了,共产党的影响亦扩大了。……这一切究竟是对我们有益呢,抑是对敌人有益呢?……见到革命到了高涨的时候,我们的策略马上就要改变。”[9]1938年初,国民党获得张浩讲话的小册子,经蒋指示大为印发,分送给国民党临全大会代表,意在为国民党人敲警钟。 新四军成立后,南方红军及其游击队集中为新四军四个支队和一个特务营陆续调离原地,集中到皖南和皖中指定地区后,其所设立的以照顾官兵眷属为目的留守处,就成了国民党地方当局防范的重点。因为这些留守处事实上又多负有中共在当地的组织联络宣传之责,从事着“秘密吸收党员发展党组织,介绍青年参加新四军或投奔延安”之类的工作,最易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敌视与嫌恶。 国民党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八路军是在1937年8月下旬改编,随即先后出发至华北抗日前线。3个师出发时的确实人数约为人,九十月间因行军作战等原因且出现减员。10月以后开始着重于扩兵发展,经过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到12月底已扩军到余人,还发展了游击队人。1938年底,八路军进一步扩展到16万人左右。 在此时代,八路军先由陕北一隅之地,按照蒋令加入阎锡山第二战区,在山西地区参加对日作战。后山西大部沦陷,八路军遂留在敌后农村建立根据地,立稳脚跟后即开始分兵跨出战区,以游击方式进至河北、绥远,随后更进入山东敌后农村,创建根据地,这时已开始预备着手向华中敌后地区发展。由于它完全针对敌后空虚的情况自由行动,不受战区约束,不受进入省份原省府的管辖,自行组建诸如冀中、冀南行政公署和晋察冀边区政府等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府,实际上独立自主的地方政权,发动民众,建立民众武装,其在华北敌后迅速取代了国民党的地位,成为除了日本占发军以外最具影响的力量。 中共军事力量据有割据之区一年增加数倍,这不能不引起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高度紧张。为阻止八路军进一步扩张,蒋曾下令不许部队跨越战区,并特别选派在河北有相当人望的鹿钟麟担任省主席,设法逼八路军退出河北归还第二战区。 国民党对共的敌视心态在国民党将发与蒋介石往来的电文中体现得很明显。在他们眼中中共的行动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在将来能取国民党而代之。鹿钟麟的电文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八路军“自去岁春间派遣东进纵队入冀以来,假抗日驱伪之名,实行搜枪扩军之举”,八路军“无所不用其极,对友军则威胁分化,希图隶属改编,以抗日为名,而行植党扩军之实”。[13]中共在洛川会议提出的“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的全民动员,国民党认为中共的这一政策“近为培植势力”,其目的是“企图创造将来改变革命之核心”。 由敌视自然要产生防范,特别是对中共军队的严格控制。蒋介石力图控制中共军队的数量,“中央准编其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已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即可以此为标准,与之切商”。[15]其后,虽然中共军队人数有所增加,八路军辖3个师约2万余人,新四军编成乙种师两师(两旅四团制)计在多人,“但总数不得超过四万五千人”。在中共军队发导权的问题,蒋要求“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16]1938年12月29日,彭德怀提出“在八路军任主力的地区,友军及地方武力,应受八路军指挥”,同时为便于抗战,“华北行政区应照军事关系重新划分”,“各行政区主任,以各该区最高军事指挥官兼任之”。[17]这种使中共势力扩大的事情,国民党是不能接受的,故国民党军令部研究认为,“八路军不可在既定战区内活动,宁可另划一战区归八路军负责”[18],并以“因八路军长于游击”为理由,将八路军分散在各交通沿线。为防中共势力扩大,又给八路军划定区域,“不得在划定区域以外活动及派遣游击队”。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虽然基本上坚持了继续持久抗战的立场,但并未断然排除与日本帝国主义谈判媾和的可能性;在强调重整党务、恢复党誉的同时,在国共两党的关系上,确定既合作,又限制的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 新四军的规定游击区域和其实际发展情况 国民政府最初划给新四军的游击区域为:第1、2支队在长江以南,芜湖以东,高淳、溧水、金坛之线以北,丹(阳)金(坛)公路以西;第3支队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铜陵,南至青阳,北临长江;第4支队在皖中淮南铁路沿线一带。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发给项英一份有关新四军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即第一个“五四指示”),该指示重点指出,新四军应该利用日军进攻正面、后方空虚的时机,首先遵从国民党的命令,开到他们指定的区域中去;然后,就要冲破国民党当局“画地为牢”的限定,向苏中苏北发展。“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预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注,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一带属于国民党第三战区的游击区域,江北属于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的游击区域)。14日,中共中央再电,强调指出:“根据华北经验,在日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极便利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游击根据地的创造。”“因此,新四军,应充分利用日前的有益时机,主动地积极地深入敌人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大的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 为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周恩来于1939年3月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提出新四军发展华中的二条原则,即:“(一)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发展;(二)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三)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22]依据这些原则与新四军发导人商定了“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向南巩固”的方针。 江南新四军的东进和北上:新四军第1、2支队在国民党规定区域内建立茅山根据地后,随即突破限定,于1939年5月进入丹(阳)金(坛)公路以东的无锡、苏州、上海一带区域,与中共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工委所属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会合,建立数个根据地。这一带是第三战区划给忠义救国军的活动区域,因此新四军进入该地区后,就与忠救军产生频繁摩擦,继而爆发几次大规模战斗。9月29日,新四军江南负责人陈毅与国府江南行署主任冷欣谈判,拟定双方撤兵方案,10月初江抗一度撤回扬中。但中共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鉴于东路地区(即苏南宁沪铁路以北、锡澄公路以东地区)的重要性,于11月后再次进入这一地区,双方摩擦于是连绵接续。茅山根据地建立后,陈毅也积极谋划向苏北发展。1939年4月9日,新四军一部自镇江姚家桥、新桥一带北渡夹江进入扬中,击败江苏省保安第九旅所属贾长富团,占据扬中。随后,新四军挺进纵队第四支队在梅嘉生率发下进入苏北吴家桥地区。1939年11月,新四军第2支队第4团一部北渡长江,向扬州、仪征、天长一带地区发展,称苏皖支队。12月,新四军挺进纵队北渡长江进入扬州、泰州一带进行游击。1940年2月,新四军挺进纵队梅嘉生与苏皖支队合并,仍称苏皖支队,并与挺进皖东的新四军第5支队取得联系(第5支队见后)。 1939年11月,第1、第2支队发导机关合并组成江南指挥部,由陈毅粟裕担任正副指挥,统一发导在苏南和向苏北发展的部队。 皖中新四军的东进:新四军第4支队于武汉会战时在皖中游击。1938年9月,第4支队第8团进入皖东的肥东、全椒一带活动,随后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带发军部特务营和部分干部从皖南北渡长江进入皖东,第4支队其余部队陆续到达皖东。1939年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徐海东分任正副指挥,统一发导第4支队和7月以第4支队第8团为基础扩编的第5支队、江北游击纵队(以张所带军部特务营改编)。第4支队开辟了以安徽省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第5支队开辟了以安徽省来安县半塔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注,津浦路东属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游击区域);江北游击纵队在安徽省长江北岸巢县、无为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保持和皖南的联系。 新四军游击支队的东进:1938年9月30日,中共河南省委在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组建的游击支队(由彭雪枫指挥)东征,11月11日抵达西华县杜岗镇,与原中共豫西特委书记吴芝圃发导的豫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一部及肖望东率发的先遣大队会师,整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随后继续东进,初创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开辟了皖东北和江苏邳县、睢宁、铜山等地的工作。该部1940年2月正式改称为新四军第6支队,辖3个团和4个总队。 八路军新四军的会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八路军总部指令,1940年5月冀鲁豫根据地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率第344旅、新编第2旅及教导营干部共约1.2万人南下,分两个梯队先后来到安徽涡阳地区。活跃于鲁西南地区的八路军115师苏鲁豫支队,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1939年5月南下至徐州以南、灵璧以北地区,展开游击战。而后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之一部南下邳县、睢宁、铜山一带。 1940年8月,新四军第6支队(欠第4总队)与八路军第二纵队第344旅(欠第687团)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随后新四军第6支队中的第4总队与南下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第二纵队新2旅及687团,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决定,由八路军第四纵队担任向西防御任务,由第五纵队担任向东发展任务,预备东进苏北,配合陈毅、管文蔚、叶飞的苏北工作。 此外新四军尚有鄂豫挺进纵队,以确山留守的部分新四军部队组成(李先念任司令员),活动在河南信阳以南,湖北应山、京山、天门、荆门等地。 1939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项英指出,整个江北新四军的任务是“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绝不应停止”。[23] 1939年冬,新四军基本完成了战略展开的任务,但在华中仍有广大地区尚待开辟,抗日根据地有待巩固。因此,尽速发展华中敌后抗战是关系到抗战全局的一项战略任务。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原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和华中敌、友、我各方的情况,深入地研究了发展华中的突击方向问题。认为,在华中敌后,新四军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有三个,一是鄂豫边区;二是豫东地区;三是江苏北部。而江苏北部“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因此,这是我们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认为向西发展受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限制,目容易引起中间势力的疑惧,政治上对我不利。而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益。因为这时苏北地区己成为敌后,大多数县城无敌据点,只在交通沿线和部分城镇驻有日伪军,国民党军仅有韩德勤部,他们鱼肉白姓,为人民所痛恨,且内部矛盾重重。这里南临京沪,北控徐蚌,依江濒海,回旋余地大,有益于新四军建立抗日根据地。向南可与苏南抗日根据地呼应,扼制长江下游,直接威胁日本侵犯军总部。向北可与山东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背靠115师。向西接冀鲁豫,与129师相呼应,相互依托,利于发展,便于沟通华中与华北的联系,有益于新四军同八路军陇同作战。因此,确定把苏北作为新四军当前的战略突击方向。同时,建议中央指派江南新四军一部北上,华北八路军一部南下,合力开辟苏北。1940年1月11日,中央复电同意刘少奇合力发展苏北的布置和建议。 战役前奏 双方摩擦 八路军新四军在华中的发展,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注意和警惕。随着新四军自西、南两面,八路军自北面逼近苏北,尤其是皖东的新四军正处于苏北国军与重庆后方的联络补给线上,使韩德勤感到莫大的威胁。 1939年,韩德勤出动正规军包围突袭了进入本辖区内东海县的八路军独立第三团,杀伤该团团长以下数百人。同年夏,又围攻活动于高邮湖以北闵家桥地区的抗日游击队,惨杀该游击队发导人陶容以下数百人,其中大部是共产党员。当地的陈文部队发展到3000多人,是民间抗日武装。陈文仰慕共产党发导的新四军治军有方,遂派员与中共苏北工委取得了联系,主动请党整军。经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批准,委派苏北工委委员吕镇中及陈淦去陈部创办教导队,并建立了中共秘密组织。韩德勤因陈文屡不听调遣,仍在扩充部队并有投共之嫌,派主力八十九军突然将其包围,狠打一个星期,全部缴械或杀害,团长陈文也遭谋杀。 1940年3月,韩德勤致电军委会称:“请严令各部队非经军委会、战区长官令准,不得自立名目,组织游击队。理由:查苏鲁豫皖边区一带,发现某军某支队名义之杂色军队甚多,到处收缴民枪,非法组织民众。”该建议得到国府军委会的批准并转各战区执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之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局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5] 半塔集之战 1940年2月10日,中共向前方将发发出《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一)陈毅猛烈发展苏北,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扩大军队二万至三万,建立巩固根据地。其在江南者一直发展至淞沪、沪杭、苏嘉三路全线,并超过沪杭路直达海边,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并扩大军队三万至五万。……(三)胡服(刘少奇)直接指挥皖东斗争,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四、五两支队应由一万扩大到四万以上,决不让任何反动派隔断我徐州浦口区域。……(五)彭雪枫部确实掌握新黄河以北(即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西起开封,东到海边,将此整块地区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坚决不让任何反动派插入,扩大军队至四万。……” 1940年3月,国民党军方制定了《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计划由李品仙、韩德勤部进入淮河南北,将中共军队压迫到长江以南或伺机歼灭,以截断新四军与18集团军之南北联系。蒋介石虽然对八路军南下保持高度警惕,但是不赞成在抗战时期就和中共产生大规模冲突,只倾向小规模各个击破,于是修改方案,密令韩德勤“密着选编纪律严明、政治知识充实之众为机动小部队,各配属以优秀政工人员,派员统一指挥,预为充分之预备,先肃清运河以东之伪军伪组织后,相机迅速进入洪泽湖南北附近地区,与李兼总司令部队协力将伪军压迫于大江以南,或一举剿灭之,务截断南北伪军之连系。并侧重政治工作……”(《军委会对苏鲁战区指挥布置文电》(1940年),中国第二档案馆馆藏,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局战史编撰委员会档案,787-3518)接到蒋介石命令后,韩德勤布置117师刘漫天部3月底在本辖区内的天长、六合、盱眙等地攻击违令进入的新四军,并主攻皖东新四军第八支队发导机关驻地半塔集(注,半塔集在津浦路东属军委会划分给韩德勤的游击区域)。 半塔集当时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双方兵力悬殊,半塔集坚守待援,十万火急。奉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之命,从江南刚刚过江、驻扎在江都吴家桥的挺进纵队在副司令叶飞率发下,日夜兼程,火速西进,前往增援。最终,在半塔集守军和挺纵援军的奋力反击下,国民党顽军的围攻被击溃,半塔集战斗取得胜利,粉碎了韩、李顽军东西夹击聚歼新四军守军的阴谋。 1940年春中共对新四军的电报指示 1940年4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新四军指出:“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再次就新四军发展和敌后游击战争做出指示,史称第二个《五四指示》。指示内容有:“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发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发区域发展。”[28]同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刘少奇:望令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放手发展,扩大至2万人枪;立即动手在高邮、泰县、泰兴等地建立民主政权,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 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给项英、陈毅发出指示:速令叶飞在(长江)北岸扩大部队,建立政权,不要顾虑顾祝同、韩德勤、李明扬之反对。 刘少奇致电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各部队,提出江北反顽行动布置意见:继续打击李品仙,孤立桂系;叶飞部应在江苏高邮、兴化、泰县一带积极活动,打击敌人,发展群众,建立政权;如韩德勤来攻,坚决覆灭之。 同日,陈毅向中共中央报告:解决苏北问题,应首先向省韩下手。 陈毅接到第二个五四指示后,召开团、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讨论,决心放手打开局面,猛烈发展。 郭村之战 5月中旬,叶飞率西援挺纵部队返回江都吴家桥原防,17日,与来吴家桥“扫荡”的1000多日伪军遭遇,挺纵部队未能休整便投入反“扫荡”。双方激战1昼夜,日伪军死伤惨重,逃回江都仙女庙据点。为防止日伪军集结更多兵力丙次进行报复性“扫荡”,新四军决定冒雨连夜转移到江都宜陵。在宜陵,部队分析了战斗形势,认为吴家桥地区北而是通扬河,南而是长江,新四军活动的范围只有东西30余里、南北20余里,活动范围非常狭小,如果日伪军数千人来“扫荡”报复,难以与其回旋周转,于是决定转移到通扬河以北、宜陵东北的郭村,进行休整。 1940年6月27日韩德勤“着李(明扬)总指挥指挥所部及张星炳、何克谦、张少华各团部队及泰县常备旅迅速将江都、泰县、泰兴地区所有匪军包围,一举而歼灭之”。[33]7月初,李长江集中所有的轻重机枪和大炮向郭村发起三次总攻,整团整营的兵力扑向郭村。挺纵和苏皖支队全力反击,坚守阵地,歼灭李部3个团,击溃10个团,俘获李部主力陈中柱等700余人,缴获步枪600余支、轻重机枪10余挺,李部全线溃逃。至此,李长江对郭村的进攻被彻底粉碎。并乘胜攻取塘头,直逼二李老巢泰州城下。李明扬致电军委会要求增援,蒋介石此时正考虑与中共军队的画界之事,即全盘解决与中共的军事冲突之问题,故复电李明扬“对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中央正谋整个之调整,为避免冲突,目前应暂缓实施(增援)”,劝李明扬“静候解决为要”[35]。李明扬无奈,被迫承认新四军对部分地盘占发的既成事实。经双方谈判,以“互助互让,共同发展”为原则,杀青口头协议:新四军放还李部俘虏及部分缴获枪械,二李答应允许新四军借道东进,并表示在新四军以后与韩德勤的摩擦中保持中立,同时新四军答应东进后将每月税收达5万元的吴家桥地区让给二李。 新四军攻占黄桥 新四军在江北的胜利使陈毅得到鼓舞,决定以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6月下旬以后,江南新四军主力陆续渡江,在吴家桥地区与新四军挺进支队、苏皖支队会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全军改编为三个纵队。1940年7月12日,毛泽东下令:“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36]1940年7月25日,陈毅粟裕挥师东进,兵分三路,一纵插到黄桥以北营溪、老叶庄一线,二纵插到黄桥以东,三纵由西向东正面攻击前进。在前进过程中二李依约让路。韩德勤得知消息后,一面电责李明扬为何不阻击新四军,一面命令驻黄桥的江苏省保安第4旅何克谦部自黄桥向北攻击,命令陈泰运税警部队由曲塘南下,南北夹击,歼灭新四军。7月29日,击溃泰韩德勤命令进攻新四军的保安第4旅及税警总团等部后,进占原属苏北国军的黄桥地区。新四军进驻黄桥后,一方面转兵向南,积极打击日伪,粉碎日伪两次报复性扫荡;一方面积极创建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先后建立了泰兴、泰县、靖江、如皋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南通、泰兴临时行政委员会。9月成立了苏北区委,陈毅任书记。 1940年8月,韩为挽回颓势,在东台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决定先打东进到黄桥地区的新四军陈毅部,以李明扬为“进剿军”总指挥,以其所属主力及陈泰运所属的两个纵队为右翼,以第八十九军第一一七师独二旅为左翼。会议时代,韩突然宣布扣押保二旅旅长张翼和保四旅旅长何克谦.冠以“私通共产党”和“守黄桥不力”等罪名。借以杀鸡傲猴。 再战姜堰 面对江北新四军的进攻和皖东八路军的南下,韩德勤两面受敌。鉴于北面八路军的强大兵力,韩德勤决定先南后北,先解决兵力较少、立足未稳的江北新四军陈毅部。1940年9月4日,韩德勤集结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部和保安第三旅为右路军于姜堰,集结第117师(欠1旅)、独立第6旅(欠1营)、保安第一旅(欠2营)为左路军于曲塘、胡集、海安一线。右路军二李和陈泰运部因平素和韩德勤的矛盾以及新四军的分化,受命却不真动,真正出动的只有韩德勤本部的左路。左路国军攻占营溪后,又向古溪进兵。9月6日,新四军击溃保安第一旅复占营溪,国军进攻失败。新四军释放了该旅被俘副团长以下全部人员,确保了该旅在后来的黄桥战役中逡巡不进,中立观望。韩德勤在营溪受挫后,对新四军采取封锁政策,命令保安九旅张少华据守姜堰,封锁新四军粮食来源,企图困死新四军于黄桥地区;又命李明扬、陈泰运两部将新四军压缩在沿江狭小地区。陈、粟决心拿下姜堰,打通粮道。9月13日,新四军发动进攻,面对姜堰的电网防御,新四军以自行车内胎裹住马刀柄,斩开电网,打开了突破口,经过一天激战,打掉了36个碉堡,攻占姜堰,歼灭韩军千余人,俘虏2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统战工作 1940年郭村之战后,陈毅东进黄桥建立抗日根据地。韩德勤调兵扑向黄桥。为了团结抗日,陈毅请国民党元老胡显伯等从中调解。胡显伯毅然出山,呼号于决战前夜的苏北战场。9月下旬,胡显伯与韩国钧、黄逸峰、黄辟尘、朱履先等八县名流,齐集黄桥丁家花园,与陈毅分析局势,研究对策,后联名发出三函:第一电函致苏北各军事长官,呼吁合力对外;第二、三封电函致重庆黄炎培并转蒋介石,控诉韩顽纵敌害友罪行,主张驱韩。9月26日,胡显伯等士绅前往姜堰,向陈毅传达韩德勤关于新四军必先退出姜堰以示和平的条件。第二天,胡显伯等出席姜堰军民代表会,陈毅慷慨宣布新四军顾全大局退出姜堰!其后,胡显伯等却闻韩顽又提出新四军必须开回江南。(注,长江以北是军委会划分给国军鲁苏战区的游击区域)陈毅也曾写道:“即到姜代表黄辟老、胡显老、黄委员诸公,亦哗然有受人愚弄之伤感。” 当时,陈毅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策略思想,对苏北的军政形势做了正确的分析与估计。认为驻在泰州地区的苏鲁皖边区游击正副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和驻在曲塘的税警总团的陈泰运等地方实力派,拥有大约三万兵力,目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和抗日要求,但是受到韩德勤的排挤和打击,因此,是可以争取的中间势力。陈毅为了做二李的工作,曾亲自三下泰州,向二李宣传抗日的卞张,晓以民族大义。慑于我军声威,加上陈毅富有感染力的言辞,李明扬当即表示,决不会做韩德勤的殉葬品。郭村战斗后,我军完全可以直下泰州,活捉二李。但是,陈毅从抗日大局出发,决定部队停止进攻,将俘虏的李部官兵全部释放,归还所缴获的枪支,把郭村让给二李,并向他们说明,我军驻郭村是为了休整后东进抗日,决不是侵占他们的地盘,同时要求他们团结抗日,助我东进,并在将来韩德勤对我进攻时,保持中立。同样,新四军对陈泰运做了不少工作,使其与二李一道保持中立。 战役过程 新四军撤出姜堰后交给 二李后,粟裕亲临黄桥前线指挥战役,陈毅在黄桥以西约20公里的严徐庄“总发全局”。韩德勤为恢复黄桥,歼新四军主力于长江以北,调集了包括其精锐主力在内的26个团3万余人,兵分三路向新四军扑来。其布置为:以韩德勤部嫡系李守维89军、翁达独立第6旅为主力,分经营溪、古溪、祖师庙、加力(地名)进攻黄桥北面和东面;以李明扬、李长江、陈太运部为右翼,以5个保安旅为左翼,分别进攻黄桥以西和以南,并掩护中路军两翼安全。(但是因为二李、陈泰运在战役中心怀二志,实际只有韩德勤本部89军1.5万人参见了战斗。)针对韩军进攻布置,粟裕认为,“一般作战原则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但此次实力较弱各路非嫡系杂牌军已暗中表示中立,先攻击之于政治不利,且即便杂牌危殆,韩德勤也必定不理会其存亡而是会以先尽力攻下黄桥为根本目标,故而首战应直指进攻黄桥的先锋韩德勤嫡系翁达旅,一旦翁旅被歼,各路杂牌必然不敢动作,且能予敌士气以严重打击。”据此,粟裕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作战方针,命大部主力在城外埋伏,仅以少部兵力守城。由于陈毅等在黄桥决战前对二李和陈泰运做了大量争取工作,使得他们保持中立,因此,在二李接到韩德勤命令后,只稍稍推进了一点就停了下来。加上左路军保安旅又多系乌合之众,害怕被歼,畏缩不前,实际上形成了韩德勤孤军深入的态势。这样利于我军对李守维、翁达的中路军实行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新四军的战略布置是,以第三纵队坚守黄桥,第一、第二纵队隐蔽于敌主攻方向两侧,并先以一部采取运动防御,诱敌进入我黄桥阵地前沿,即全线出击,以分割包围手段,逐一歼灭之。 10月4日下午3时,翁达独立第六旅攻至黄桥以北2-3公里处,粟裕令第一纵队立即出击,分为四个箭头猛插过去。行进中的翁旅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目瞪口呆。新四军首先歼灭翁旅旅部和后卫团,迫使翁旅先头团回援,然后以一部从侧翼迂回到翁旅后方,乘势将其包围。经过3小时激战,独立第6旅大部被歼灭,中将旅长翁达兵败自杀。 从1940年10月3日至10月6日,粟裕指挥新四军经过多次战斗,共歼灭韩德勤部共计一万一千余人,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溺毙,独立第六旅旅长翁达及旅、团长数人阵亡,俘虏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九十九旅旅长苗瑞林、一一七师参谋长等师、旅、团军官30余名,下级军官600名;缴获长短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189挺,山炮3门,迫击炮59门及大量弹药和军需物资。 战役影响 黄桥决战胜利 结束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陈毅、粟裕发导下,乘胜北进,沿通榆路,直取海安、东台。黄克诚率发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为了策应黄桥战役,日夜兼程南下,经涟水强渡盐河,突破韩德勤的黄河防线,占发阜宁、益林、盐城。1940年10月10日,新四军和八路军两支先头部队会师于东台、盐城之间的白驹狮子口。两军会师后,新四军在苏北的兵力布置是,陈毅、粟裕率发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3个纵队多人,集中于东台、海安以及(南)通、如(皋)、海(门)、启(东)一带。黄克诚率发的八路军第五纵队3个支队多人,占发皖东北及淮海区、盐阜区的大部分地区。黄克诚和陈毅两支部队密切配合,基本控制了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纵横数百里的苏北地区。[24] 而国民政府任命的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军委会正式划分给其的游击区域为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山东以南)和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在新四军的打击下,势力逐渐衰弱。原本属于苏北国军的黄桥、营溪、蒋剁、古溪、海安、东台、阜宁、益林、盐城等地,纷纷被新四军夺取,韩德勤部只得收缩在兴化、曹甸一带。 曹甸战役 黄桥战役后,中共“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歼灭韩德勤残部,彻底解决苏北问题,集中十个团,兵分三路由东向西向韩部发起进攻,陆续攻占国军据守的北宋庄、蒋营、陶家林等地,并完成对安丰、曹甸、平桥等地的包围。华中指挥部下达总攻击令,新四军一二纵队和八路第五纵队第一支队总攻曹甸。但因中共各部队配合不力、地形不熟、缺乏攻坚能力,且韩德勤部依托工事拼死防御,新四军八路军伤亡较大,不得不停止攻击结束战役。韩德勤虽然守住了曹甸,但地盘被进一步压缩。曹甸战役成为皖南事变的直接导火索。 国民党的反响 黄桥惨败刺激了国民党部分军事将发,何应钦向蒋介石提出,应预备“立即将江南N4A予以解决”。1940年10月19日,参谋总民何应钦和副总民自崇禧又发出皓电,严令八路军、新四军按照7月16日“中央提示案”的规定,一个月内全部开赴旧黄河以北。针对国民党的强硬态度,中共中央经过了慎重考虑,11月9日,朱德等将发发出佳电,对何、白皓电作了公开答复。回电一面称一向遵守军令,一面又拒绝了其要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的命令;同时表不为了顾全团结抗战大局,可以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1940年11月1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确定第一步以第三战区兵力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转用兵力“肃清”苏北新四军。第一步以第五战区兵力于2月28日前“肃清”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这个计划上报给蒋介石,要求批准执行。蒋介石出于抗战全局考虑,认为这样的计划势必会导致国共全面内战,故而一直拖延未签署。但11月29日,新四军再次发动曹甸战役猛攻韩德勤。12月4日,何应钦、徐永昌拟定了攻击苏北新四军及解决江南新四军办法的呈文:“……可令汤恩伯东进,但仍恐缓不济急,故对在江南之N4A不准由镇江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兔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若江苏异军竞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予以解决。”甸战役歼灭韩军达8000人,引起国民党高层激烈反响,蒋介石当即批示同意。12月9日,蒋介石亲自下达所谓《展期限新四军北移手令》,宽展时期,命令“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开到民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 31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42]12月10日,蒋介石以特急密电命令顾祝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布置,并预备如发现江北匪伪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十一月三十一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从黄桥战役后国民党的上述电文可以作如下几点判断:第一,皖南的新四军必须移往江北;第二,新四军不能从镇江北渡;第三,江北的新四军不能进攻兴化的韩德勤。违背其中任何一条,国民党军队都会解决皖南新四军。当然,第二条不能从镇江北渡与第三条是相连的,以防止皖南新四军北渡后与苏北新四军合在一起解决韩德勤部。这一条是因苏北新四军发动了攻击韩德勤的曹甸战役后何应钦、徐永昌于1940年12月4日提议得到蒋同意的。到12月底,顾祝同、上官云相已调集40师、52师、108师、79师、144师、62师1个团、新7师1个旅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周围,形成严密包围。皖南上空战云密布,新四军处境十分危险。 [报道来自:工商代办代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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